了解清史的朋友都知道，康熙皇帝与曹寅的关系十分亲密，他们即是君臣、主仆，又是亲密无间的儿时玩伴。可是曹寅的官做得并不大，不过是一个五品的江宁织造。
既然康熙皇帝对曹寅如此宠信，为何不让他担任更高级别的巡抚、总督呢？这事儿说起来还颇有蹊跷。因为在康熙时期，江苏巡抚乃至两江总督的地位，还真是不如江宁织造。
先来说一下织造这个官职
织造一职比较复杂，其本职工作是“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，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，均依礼部定式，移交江宁、苏州、杭州三处织造恭进”。通俗地说，三织造就是为皇室提供衣用穿着的一个部门。
从编制上来说，三织造是内务府各部门官职中的普通官缺。出任三织造的多为内务府郎中、员外郎，还有的是内务府主事出任的。个别的也有以道员衔管理织造事的。所以正常情况下，三织造多为四五品官。
从性质上来讲，三织造又属于“钦差”，又因在经费来源上与关差、盐政等国家重要财源部门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，而常常又身兼关差、盐政等职。但三织造在清前、中期，最重要的职责还是充当皇帝的耳目。
尽管三织造级别不高，但政治地位却不低。乾隆年间规定：
“织造系钦差之员，与地方官虽无统属，论其体制，不特地方交涉事件各官不得牵制，即平时往来文移，亦不容藐视。嗣后织造与督抚相见，行宾主仪，与道运司相见，俱平行，府、厅、州、县见织造，仍于大门外下轿。”
这就说明，乾隆时期织造的地位仍然很高，在地方上不受督抚的节制。根据内务府相关官缺的选任制度来看，出任织造大抵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：
1，织造官员必须是内务府包衣出身，且一般要求有在内务府担任中级以上官职的经历；
2，家族或亲戚中曾有人担任过织造官，如此才有机会担任此职；
3，与当朝皇帝有亲属关系的人，往往会成为织造人选；
4，一般要选派皇帝熟悉且忠实能干的内务府近臣出任织造官员。
可以看出，织造的选用条件很苛刻，甚至比封疆大吏的要求还要高。一定得是皇帝的家奴和最信任的人才能担任，这也是康熙朝三织造家族化、私人化的一个重要特色。
由于与皇帝有亲密的关系，也赋予了三织造的政治地位。但这仅仅是一方面，如果从经济收入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三织造称得上是外官第一肥缺。
再来说三织造的经济待遇
理论上说，三织造作为皇室的一个消费性机构，每年采办的纺织品数量、品种和所需的料银都是明确的、有限的，那么其缺又“肥”在何处呢？
前面提到织造的级别一般为四五品，年俸不过百余两。关键是三织造分别兼领附近的关税、盐政。关税从清初开始一直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，每年到底收多少税没有定数。
以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为例，康熙四十五年的额定银两是539291两，这笔银子是要上交朝廷的。可是当年浒墅关的收入却高达67万余两，剩下的13万余两就落入了苏州织造的腰包。
织造兼管关税，经手的银两数目动辄数万、数十万，这种情况为织造利用职务之便，挪用关税、加征税款、中饱私囊提供了条件。
比如乾隆初年苏州织造海保，就因挪用关税22万两遭到查办。继海保之后上任的江宁织造安宁也因擅用关税而落得籍没、拘禁的结果。
织造有时还兼领两淮盐政，尤其是康熙时期比较常见。比如苏州织造李煦任职期间，曾8次兼巡盐政，江宁织造曹寅也4次兼巡盐政。盐业是国家收入的大项，嘉、道以前，盐课额定数目仅次于地丁银，位居第二，约750万两。
清代几个产盐区中，又以两淮为最大宗，康熙年间额征银都在335万两左右。康熙五十二年，李煦代理盐差替曹寅还债时，李煦除了交完额定税款外，尚有余银59万两，他一次就补齐了曹寅30万两的亏空，还给了曹寅36000两现银。
在给康熙帝的奏折中，李煦也毫不避讳地说：“巡盐所得余银，每年约有五十五两不等”。这些银两除了添补织造所需费用外，仍有一半归织造衙、盐政衙门自行支配，这也是历任织造不断请求连任盐政、关差的原因所在。
织造除了关差、盐政的定期收入外，还通过其他手段，依赖其与皇帝的特殊身份，经营人参、铜铁、粮食等特权贸易，既供应皇室、王公的豪华享受，又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家业。
织造经手的钱财多，又兼理关差、盐政，所以就有很多担任织造的官员因经济问题而落马。事实上，内务府中重大的经济案件都与织造、关差、盐政有关。
这是因为织造、关差、盐政诸官员不但都在内务府任职，彼此熟悉，而且一般都是亲属、朋友关系，且同为钦差，彼此往来密切。这就容易导致三处官互相轮流执掌，互相包庇、隐瞒，故一处出事，牵连的人就很多。
说到这里，大家也就明白了康熙为何不让曹寅出任督抚的原因了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曹寅除了品级以外，不管从政治、经济，还是皇帝信任程度来看，都比江苏巡抚、两江总督要优越得多。毕竟在朕即国家的专制时代，在贪腐无法避免的情况下，皇帝也是宁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