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9月，日军为达到南下广州、中夺武汉、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阵，集结5万余众，对位于河北五台山一带的晋察冀边区实施疯狂“围剿”。面对日军的重压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提出“打破围攻、发展力量”的对策，在120师的配合下，采取敌驻我扰、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法，频频对日军实施反击。
10月27日，120师359旅717团成功收复阜平。随后，该团奉王震旅长命令，转向来园、蔚县一带活动，伺机伏击日军运输部队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，部队对蔚县一带的地形地貌、日军出入情况了如指掌。在老百姓的协助下，717团参谋长左齐获知情报：11月中旬，日军将以一个运输大队的兵力自蔚县向涞源输送补给。
如此大好时机，怎能放过？当夜，他便亲率战士开赴涞蔚公路附近的明铺村。至16日，伏击各部陆续进入阵地，只待日军大摇大摆地“上钩”。
可战士们左等右等，这鬼子兵的车队就是没见着。会不会是情报有误？还是日本人不来了？
其实不然。16日当天，日军在蔚县纹丝未动，只派出一个汉奸沿着公路探路，这家伙走了一天以后发现并无异样，便返回蔚县给主子报告去了。
此时正值11月，寒风阵阵，衣着单薄的八路军战士们在野外一待就是两夜一昼，但没有一个人退缩。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，等着“猎物”自投罗网。
11月17日清晨，正当众人被刺骨的寒风冻得难以忍受之际，忽然听见了隆隆的马达声自蔚县方向传来，是敌人的车队！
左齐死死地盯着日军的车队，同时小声下令：“听我口令拉雷，好，拉！”伴随着参谋长的一声令下，无数手榴弹飞出阵地，在一声声轰鸣中爆响，炸的敌人猝不及防。
先头的日军汽车又一头扎进了717团事先布下的雷网，车上的日本兵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活着的如无头苍蝇一般到处乱窜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眼看敌人陷入混乱，左齐的第二个命令下来了：“机枪手，射击！”
“歪把子”、“野鸡脖子”的射击声顿时充斥战场。好不容易重整完毕的日军，再一次被打得落花流水。可敌人毕竟是受过训练的军队，在中队长指挥下，残余的日军端着刺刀，嚎叫着向我军阵地杀来。
眼看我军火力占优，日军连忙收缩兵力，依托汽车残骸顽抗。打着打着，我军的重机枪突然哑了火。一看，原来是出了机械故障。敌人借此机会从车底下爬出，再度发起冲锋。
望着哑火的重机枪，亲临一线的左齐心里急得要命。几分钟过去了，重机枪还没有开火。于是他干脆丢下望远镜，一个跃身跳入战壕，协助机枪手排除了故障。
然而此时，日本兵已经端着刺刀杀到了跟前。一排枪弹打来，正好击中左齐的右臂。
眼见参谋长负伤，血流如注，几个战士想上去抢救他，却被左齐厉声拒绝：“别管我！杀鬼子要紧！快！”
战士们高呼着“为参谋长报仇，为牺牲战友报仇”的口号，向敌人投去了更猛烈的火力。不下片刻便将这股敌人杀得干干净净。在击毁35辆汽车的同时，还缴获了3门火炮，60多支步枪。
左齐因失血过多，在最后时刻倒在了战壕里。战士们七手八脚，赶忙把身负重伤的左齐送去明铺村。
在老大娘的照料下，昏死过去的左齐苏醒过来，由于救治条件有限，他的右臂化脓感染了。
为了挽救战将的右臂，359旅卫生部主治医师潘世征想尽一切办法，都没能成功。他的伤口不断恶化，倘若再不动手术截肢，甚至会危及性命。
11月19日深夜，奔波一整天的王震旅长来到左齐住处，对潘世征说：“白大夫现在在石樊村巡诊，你快带人把左齐送过去，让白大夫帮他做手术！”
这个白大夫，便是诺尔曼·白求恩。
左齐被送到359旅位于石樊村的前线医院做右臂截肢手术。手术前，潘世征对左齐说道：“红军时期你负伤，用的是‘精神疗法’镇痛，这回，我们有了麻醉药，再加上有白大夫主刀，你就用不着使你的那一套了！”
潘世征提到的“精神疗法”，其实就是通过放松、想心事来达到分散个人注意力的一种方法。左齐在反“围剿”时，曾被敌军炮弹炸伤过，腿部急需做手术，可那时的红军没有麻醉药品，只能让4名强壮的战士死死地摁住他，不让他乱动。而左齐通过“精神疗法”，想象自己的妻子在自己身边陪伴，居然忍住了常人所无法忍受的痛处。
左齐却拒绝了潘世征的好意，要用“精神疗法”，以节约宝贵的药物，留给更需要的战友。左齐依靠坚持的毅力，挺过了难关，熬过了手术。
为左齐实施手术后，白大夫每天都为他换药、洗伤口。当时八路军的药物奇缺，白大夫便将自己留下的一小瓶磺胺给左齐用，让他的伤势好转更快。
在潘世征和战友们的照料下，左齐成功战胜伤残，用左手练起了书法、写起了文章，最后居然成为我军知名的“左笔书法家”，创造了另一个奇迹。